收税。洪武六年（公元一千三百七十三年）各地军屯月粮完全自给且有盈余，朱元璋曾夸口：“吾京师养兵百万，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”。卫所是明代兵制的核心编制单位，明代卫所制保留了府兵制的特点，就地解决军队粮饷问题，“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。”。明代军屯分为常操军、屯军两种。[8]，就地区分布而言，有边屯有营屯。洪武二十二年（公元一千三百八十九年），凉州等十一卫有屯军三万三千五百人，屯地一万六千三百余顷。洪武二十六年（公元一千三百九十三年）以后，有军队一百八十万万人以上，到了永乐二年（公元一千四百零四年），“天下通计，人民不下一千万户，官军不下二百万家”。同年，又一次公布屯田法：“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，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。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，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。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，屯亦多于守。”宣德以后，屯粮的作用越来越小，军饷要靠户部库银支给。嘉靖年间，梁材指出：“军饷不敷，一切仰给有司；有司不敷，近又仰给内帑；内帑不敷，将来何所仰给乎！明朝]嘉靖时，屯军破产流亡，嘉靖九年（公元一千五百三是年）由于土地荒废严重，方日干建议南京镇南等卫“荒芜屯田，不拘军民僧道之家，听其量力开耕，待成熟之后照旧纳粮，令永远管业，不许补役复业者争告“。

　　军屯有其负面影响。军屯屯地的来源有多种：官田、没官田、废寺田、牧马场、废田、荒田、空地、绝户田等。明朝初年，官田的数量庞大。军官豪强侵占良田，侵害百姓利益，所谓“邑人惧其暴，屯田惧其扰”。弘治六年（公元一千四百九十八年），兵部尚书马文升说，“卫所官旗势豪侵占盗卖十去五六”。据万历《大明会典》载：“军士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。又有二八、四六、一九、中半等例。皆以田土肥瘠、地方冲缓为差。”这种以卫所守军耕种的屯田法，对于免去百姓负担与转运粮饷的困难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效果。但好景不长，广大军士的耕作劳动及其收获逐渐被他们的直接统治者——各级将吏、地方长官任意占种侵夺，屯田制遂遭破坏。至正统八年（公元一千四百四十三年），实行军屯制仅几十年后，廷臣惊呼：“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，私设屯军，改挑渠道，专擅水利，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，是使军士怨嗟，民政废弛。”万历十年（公元一千五百八十二年），张居正当国清丈田地，仅在辽东清查出的被侵占屯地计八千三百九十顷，屯粮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余石。

　　而这一数字，较之永乐初年的辽东屯田最高额二十五万三千余顷，已经占其三分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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