秉公兄不要跟女人一般见识，咱们永远是朋友。愚弟也看出来禁烟是一场闹剧，据听说我那个亲家屈福录在出任禁毒委员会主任期间，光毒贩和瘾君子家属行贿的银元就装了几老瓮。这才是很少一部分，不知道亲家把这几老瓮银元怎样处置？”

　　姜秉公又恢复了他那盛气凌人的天性：“所以我说，经营大烟根本不存在什么风险，杀人的事老兄绝对不拉贤弟一起作案。宜章村离大路较近，又不容易引起官家注意，这阵子收购大烟是绝佳时期，因为再没有人收购，大烟的价格非常低。毒品永远是紧缺物资，只要收回来保证挣钱。”

　　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，姜秉公终于把董银贤拉上了贼船。虽然没有什么契约，姜秉公跟疙瘩的生意又主动合为一体，反正大家都为了挣钱，没有必要较真。董银贤每天带两个人站在官路上，树上贴一张收购大烟的告示，遇见过路的农民就宣传，宜章村收购大烟。农民们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很快就传得家喻户晓。当然姜秉公也不会那么傻，不可能在村里开秤，当年几乎村村都有烂土窑，无人居住的土窑门口都长满大树，农民们背着褡裢从官路上走过，只要是出售大烟的，立刻就有人带路，交售完大烟农民们数了数到手的银票，发觉比往年少了许多。

　　后来发生的事情前边已经有所交代，没有必要赘述。随着第一批大烟调往长安，姜秉公知道禁止大烟的闹剧已经结束，便公然把收购摊点摆在官路上，春节前又重新在狮泉镇设点，耿团长打着酒嗝从姜秉公家的客厅内走出，看见姜秉公门口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几杆秤。桌子旁边摆几条大瓮，烟农们有的背着褡裢，有的赶着毛驴，还有的人干脆把大烟揣进怀里，交售大烟的数量不等，百十斤的、几十斤的、几斤的甚至几两的都有，看起来公平交易，抬秤、提秤甚至等子（精确到钱的小秤。当年的老秤一斤十六两、一两十钱）都有，实际上烟农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，验级、评等级都由收大烟的说了算，卖了总比不卖强，谁能弄清楚大烟究竟值多少钱？吃亏的永远是老百姓。

　　纸币的贬值速度让人恐慌。抗战胜利那阵子，两元纸币兑换一块银元，这才过了半年，一块银元就能兑换五元纸币。李明秋从长安汇款全部都是纸币，姜秉公对纸币特别不信任，把纸币兑换成银元成为当务之急。烟农们也不喜欢要纸币，不要纸币没有办法，收购大烟没有那么多的银元。

　　姜秉公专门去了一趟白水，请银行行长吃饭，愿意用六块纸币换一块银元。

　　对行长来说，这的确是一笔不错的生意。好像官家纸币的汇率相对而言没有市场贬值得那么快，光吃差价就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，虽然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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